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证实了中国政府有关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具有相联关系的预言，也将中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为一体。此后，中国活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舞台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择要而言，中国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为令人瞩目：
第一，两度遣师境外作战。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倡导建立反对轴心国的军事同盟，实施共同作战。不久，蒋介石就任盟国方面的中国战区统帅，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一切盟军行动的权力。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缅甸防守战中，中国远征军虽英勇作战，但由于中英之间缺少战略配合，战斗以盟军的失败而告终。缅战失败后，部分中国军队退往印度，在那里经过重新整训和扩充，组建了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了缅北反攻战。这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这一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为1945年春缅北地区的收复打下了基础。缅甸一战无论是在中国抗战史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第二，中国战场为亚太地区盟军空军对日作战提供了后勤基地的支援。1942年4月，美军16架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东京等重要城市进行战略轰炸，返航后在中国浙江省衢州空军机场降落，中国因此遭到日军的大规模报复。日军发起浙赣作战，破坏衢州、丽水、玉山等机场，并杀害我官兵和民众25万人。此后，特别是1943年与1944年中国战场反攻期间，中国又先后为美国第14航空队等盟军空军，提供了成都、梁山、昆明等机场，以便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第三，努力调解英印矛盾。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则更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国际意识的增强。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处于尖锐对立中的印英当局与印度国大党为战争大局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中方希望印英当局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希望国大党暂缓提出立即独立要求，放弃不合作政策。由于英印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蒋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开罗会议时，中方再次提议“中、美、英、苏联合发表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殖民主义在战后亚洲继续存在的立场。
第四，中国战场还为苏美等盟国提供了军事战略情报的支援。苏联一直派军事情报组常驻延安，收集情报。当中共中央从截获的日军电报中获悉纳粹德国将于1941年6月21日进攻苏联时，立即将这一情报转告在延安的苏联军事情报组。中共还允许美军在八路军晋绥、太行等根据地和新四军第5师驻区设置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在华南，美军第14航空队与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方面的联系。
第五，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在战争中，中国政府便有了关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中国方面的这一构想与其他盟国不谋而合，它最终被融入联合国宪章之中，成为联合国安全架构的一项核心内容。
而在和平年代，中国依然在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帮助维护战乱国家的和平。在沧州，也有一批人参加维和活动，像沧州第一位维和警察葛建军、荣获联合国授予的“联合国维和勋章”的齐立伟，还有王苏和于培杰。
所以，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中国一直在以大国身份维护世界和平，在维护世界和平中都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