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三中全会，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通过观察三中全会的‘出手’，可以看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的‘高明之处’。”
过去的几天，一段拗口的英文——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断出现在英美媒体报道里，他们称之为“中国执政党深化改革的一个关键会议”。 北京，11月9日至12日，又到了“三中全会”的时候——尽管本届三中全会是近20年里召开日期最晚的一次。 中国有许多会，但某种意义上讲，“三中全会”是其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受关注的。 “每届中共中央全会都很重要，通过全会凝聚共识，形成理论，部署战略和整体布局。”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接受《瞭望》周刊采访时说，“而历届三中全会，则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通过观察三中全会的‘出手’，可以看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的‘高明之处’。” 新中国前仅开过一次三中全会 朴素的会议厅里，摆着三个更像是课桌的发言台。总书记习近平居中就坐，间或低头记着笔记，其他与会代表分坐两边。这是11月12日《新闻联播》播出的习近平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画面。第一次，人们看到了三中全会小组讨论的现场——作为闭门会议，官方正式公告和新闻中，三中全会的细节相当稀少，只能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推测，人民大会堂和京西宾馆是比较常见的两个会议地点。 “中共中央全会”，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复习必备 | 海量免费学习视频资源学而思轻课APP”>>>点击了解]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会期一般3-5天，有权力做出党最高领导层的调整和重大问题的决策。继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本届全会，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从1921年7月至今，中国共产党已召开过18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三中全会”只有11次。新中国成立前仅有的一次，1930年在上海召开，内容是批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从十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定期召开，即每5年召开一次，开会日期大多集中于9、10、11三个月，而自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始，三中全会也制度化为五年召开一次。 “从历史惯例上说，每届中共中央的一中全会往往是紧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主题是‘人事’，讨论选举中央最高领导层，比如选举政治局常委，通过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等。而二中全会，则是在全国两会换届前召开，主要讨论的是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中央党校教授赵黎青说，“三中全会开始，就需要研究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了。”另有报道补充称：“四中全会：聚焦党建、执政能力建设；五中全会：讨论并审议新的五年规划；六中全会：注重社会风气和党风建设；七中全会：总结经验并筹备下次大会。” 陈云抛出“重磅炸弹” 纵观中共历史，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往往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而被推上新时期历史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有某种历史的偶然。 “原来工作会议的议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是后来全会公报所说的那些内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一文中回忆称。 根据中央原规划，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中下旬召开，在此之前，要召开一个工作会议。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给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其后的三中全会定下的主要议程是经济问题。但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11月11日的第一次小组会议上，中央委员谭震林提出，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 次日，东北组小组会议上，时任中央委员陈云提出“六颗重磅炸弹”：天安门事件应该予以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的贡献；要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陶铸一案应移交中组部复查；应复查在“文革”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建议中央对康生进行审查。陈云强调，不解决“文革”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陈云的发言，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闸门。聂荣臻、胡耀邦、康克清、万里等人纷纷响应，接二连三地发言，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会议由此开始朝着拨乱反正的方向发展。 是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而这一讲话，实际上成为三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从那时开始，历届三中全会及其文件，一步步勾勒出中国改革的筋骨脉络。每次“交班”年后的三中全会及其文件，都成为推动改革的关键节点。 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从农村推到城市，首次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国改革的总体性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详细实施细则；十六届三中全会，主题上与十年前遥相呼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变成“完善”。而本次全会，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被赋予“决定性作用”。 而非“交班”年后召开的十五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则把主题紧扣“三农改革”。 总理亲任文件起草组长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除十三届三中全会外，历届三中全会均会推出一个纲领性的改革文件——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两字被提到了59次，为历届之最。而十四届后，这个文件的起草更具规律性。 文件由一个专门的起草组负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主的起草班子负责起草，最初的提纲和文本也要首先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审阅。”曾参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回忆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中财办，是中国经济决策的最核心部门。一般而言，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常务副总理担任副组长。组成人员一般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国家发改委主任、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国资委主任、证监会主席、保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等财经官员。 基本定型后，文件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得到修改意见并再次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根据意见修改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下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大单位征求意见。此后根据各方意见的修改稿，还要再次经过常委会的审议修改，才能最终提交大会审议。 1994年的那次，起草组集中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据王梦奎回忆的人员名单，组长是温家宝（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没有列入这个名单而参加起草工作的，还有外贸部的年轻人张松涛，是李岚清同志推荐的。” 参加了那次起草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说，地方领导参加中央全会重要决定的起草，1994年是第一次。此后，地方官员就常常参加。 从新华社披露的历次文件起草纪实看，对起草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起草组组长的级别日益提高。例如，第一次任组长时，温家宝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他已是国务院总理，依然再次担任起草组组长。 从十四届开始，全会文件的起草，还会专门召开一些专业人士的座谈会，征求意见。当年10月中旬，先后召开了三个座谈会，参加的有党内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以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 除了上述言论管道，也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除起草小组外，一些部委、研究机构还会接到上面派下来的研究任务，进行专题调研，为决策提供参考。 这些调研课题，最初全部由各个部委担纲，例如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调研组即由有关部委牵头，各组都由一名副部长亲自抓，总共有三百多人参加。后来则越来越向学术界开放，一些参与的研究机构也因此被称为“官方智囊”，民间智库的气候也渐渐开始形成。【文章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