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个晴朗夏日。北戴河的海面上，波粼起伏，阳光挥洒，宛若一片金星闪烁的丝绒。极远处，海天一色，湛蓝无垠，整个大海显得格外温馨宁静。这时，一个泳者游出海面，走出金色沙滩。只见他突然加重了步子，身后的脚印仿佛一下深了许多。
这个泳者不是别人，他正是一代匡世伟人毛泽东。
“我要去黄河，你们作些准备。”毛泽东一回到“浴场一号”住所，便激奋地说道。
“去黄河?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毛泽东简单明了的吩咐中往往蕴涵着深邃含义，对此身边工作人员已很习惯，但面对这个似乎是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他们仍感到十分突然。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稍顷，毛泽东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
说完，毛泽东便不再言语了，仿佛这条母亲河正在他胸中奔腾流淌。
熟读经书的毛泽东，他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泽东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泽东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泽东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毛泽东的一生极具挑战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每一场奋斗，无不是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的必胜情怀。但对于黄河，他却从不轻言“征服”，不用“修好”、“根治”之类的字眼，也很少像对长江那样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他更多的是仔细品味发生在黄河身边的那些历史故事，惦记着千百年来大河两岸深沉的忧患……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泽东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毛泽东想千里骑马走黄河，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借助这次黄河之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赣闽苏区，只要有几天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个调查会。当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盐和“洋火”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聊天，大到边区政策建议、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都能声声入耳。那时候，外有强敌围剿，内有路线斗争，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太上皇”指手划脚的声音。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如何荆棘丛生，在“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拥戴下，毛泽东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玩数万敌军于股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
如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各行各业“卫星”频升，捷报频传，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怨声四起，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
为此，毛泽东很感困惑，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泽东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泽东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