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在抑郁症与失眠的困扰中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 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不久前，崔永元向记者剖析他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时的心态。 不过后来，他开始发现，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你必然要应对或者应付。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也就在2002年，他开始筹划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电影，还有历史。 随后在央视播了5年半的《电影传奇》，是从小痴迷电影的崔永元转向口述历史采集者的开始。为了做节目，需要采访老艺术家。很快，两三个月后我们就觉得原来的采访方式不行了。我们当时很功利，这个导演拍过哪几部电影，演员演过什么，够节目用就行了。但是他们坐在摄像机前实际上滔滔不绝，讲很多与电影相关或者无关、完全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特别打动我们，我们忽然觉得其实它是历史，而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电影的历史，它是人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崔永元让老人们撒开了讲，讲他所经历的时代，历史事件，以及风暴，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 8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90岁、100岁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和纪录影像分别都超过了2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也超过300万张——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这些事情当然不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清澈泉，原来是在央视的体制下做制播分离的尝试，做了《我的长征》、《小崔说事》，渐渐地整个重心都转向了口述历史采集、整理。 从2002年到现在，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尽管这样，他们的团队自4月份开始就停发工资了。他们的钱大部分都用在建立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的数据库上。为了长久地保存，所有的影像资料都要数据化，这些资料不仅是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询。 小崔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人们登记证件便能进馆查询、借阅，学生们能写出很好的论文。 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情：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回50分钟的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接受采访，即使这些资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公开。 崔永元把他们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于丹的《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